海派出版的底色
在意学科建设，注重内容品质，追求精神价值，强调文化传承。用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周晴的话说，“上海的出版人都是有梦想的”。
出版发端地的困境
“两千年历史看西安，一千年历史看北京，一百年历史看上海”。上海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“缩影”，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端地。
上海曾孕育了张元济、陆费逵、王云五、张静庐、沈知方、章锡琛、邹韬奋、巴金等一批史上留名的出版家和名编辑，曾开创了上海出版乃至中国出版的一个“黄金时代”。新中国成立之前，上海出版业占据整个中国出版业半壁江山，据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的数据统计，在全国总共302家公私营出版机构中，上海占215家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伴随着文化机构大调整，一批在上海的出版机构陆续迁至北京。1950年，时代出版社率先迁京；1951年，世界知识出版社迁京；1953年，开明书局迁京；1954年，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“双子星”——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，以及龙门联合书局等也陆续迁往北京，实行公私合营，改组为中央级出版机构。
伴随着这些重要出版机构相继北迁，特别是上海引以为傲的“民国五大书局”——商（商务印书馆）、中（中华书局）、世（世界书局）、大（大中华书局）、开（开明书局）的北迁或停业，上海出版业风光不再。
上海出版业的地方化，直接导致上海出书品种的数量逐年减少，也让上海在全国出版格局中的地位下降，让位于北京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从出版单位的数量、每年的出书品种上来看，上海仍然是“中国第二出版中心”，但由于人口数量有限，加之缺少系统发行的资源，上海出版业整体已难再续从前的辉煌。特别是自文化体制改革以来，在强调产值和规模的新一轮赛跑中，上海出版似乎有些“力不从心”。
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发布的《2013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》中，上海新闻出版业在总体经济规模、营业收入等几项指标的排名中，已经跌出前五，排在广东、北京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等省份之后。
“出版重镇的位置失去了，但这是行政配置资源的结果，不能怪上海的出版人。”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庄智象分析，人口规模、供求关系和市场格局，决定了上海出版业总体的经济规模不可能再是“半壁江山”，这种情况下，上海出版人必须重新定位，做最值得做的事情。
“每一分钱都来自于书”
“上海出版业编、印、发环节是分离的，并没有整合进入一家出版集团，再加上人口数量不多，上海出版的整体产值一直不大。但如果剥离开非主业的一些东西，上海出版这些年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。”上海书店出版社副社长唐晓云说。
一直以来，上海出版业保持着世纪集团、文艺集团和大学出版社“三足鼎立”的格局，而主要的发行势力——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则一直在出版板块之外独立运行。2011年，世纪和文艺两大集团合并，但即便合并后，与其他一些省份的出版集团相比，规模上仍不具优势。
不过，就出书的品种数、重点书的品种数、获奖图书的数量以及每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数量、进入改革发展项目库的数量等几项指标来看，上海出版一直名列前茅。
“上海出版界的有识之士有一种默契和共识，就是始终聚焦在内容和出版主业上，围绕出版人的本职工作精耕细作。”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阚宁辉说，上海出版人一直在“给热启动的社会提供冷思考”。
“和其他一些省市的出版业有所不同，上海出版业这些年来一直坚守出版主业，这中间，肯定也有过一些诱惑，但上海出版人还是抵御住了诱惑。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说。
过去十年，产业化大潮汹涌袭来，转企改制、上市融资、多元化经营一浪高过一浪……在这个过程中，上海出版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。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城市化进程提速，在上海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，房地产、金融、旅游等行业都呈现爆发式增长。但没有一家出版社涉足这些领域。
“别的省份一些出版集团都跑到上海买楼买地，但上海出版人自己不做这些，难能可贵。”一位上海出版人表示。
庄智象说：“上海出版业一直在内容的创新、出版的规范、行业的秩序、文化的传承以及学术的繁荣等方面下力气，不会妄自菲薄，缺少定力。”
有人说上海出版“保守”，有人说上海出版“无奈”，但这恰恰就是当今上海出版的特色，“几乎每一分钱，都是从图书中赚得。”这话从多位上海出版人口中说出时，满是自豪。
与北京的恢宏、西安的浑厚等城市文化不同，上海五方杂处、中西交融，文化中蕴含精致、开放等独特气质，这种气质也遗存在上海的历史文脉之中。
“海派文化给人的感觉是海纳百川、包容万象，但体现在出版上，却恰恰显得比较传统，比较纯粹。”王焰说。
她举例说：“上海各家出版机构的掌门中，学者气质型居多，很多人都是从编辑做起，一步一步成长为社长。这些人当中，又有不少是学中文出身，并曾做过古籍出版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海出版整体的风格。”
的确如王焰所说，像朱杰人、贺圣遂、王兴康、庄智象、何元龙、徐忠良、高克勤等一批上海出版界的老总，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纯粹的出版人，书卷气息很浓，更贴近出版的本质。
“在上海出版业，文化的气息浓一些，市场的氛围弱一点。在社长和总编辑这两个角色中，上海‘总编辑办社’的意味更强一些。”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何元龙看来，在文化和商业的博弈中，上海出版人更偏重文化，而这，也构成了当今上海出版的底色。
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兴康眼中，“中庸”是上海人的性格特点，既有南方的灵活、细腻，又有北方的厚重、大气，体现在上海出版人身上，最鲜明的一点就是“理性”，“用最专业造就最优秀，从不乱来”。
在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周晴看来，上海出版“精致”，考虑长远利益，希望做的书能够品质卓越、流传长久，这也体现了上海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和文化担当。“上海人踏实、守信，说到做到。上海出版人比较务实，执行力强。总体来看，上海出版业给人的感觉是‘很温暖’、‘很诗意’。一套书，放在那里，一眼就能辨出这是上海出品的。”周晴说。
在意学科建设，注重内容品质，追求精神价值，强调文化传承。用周晴的话说，“上海的出版人都是有梦想的”。
还需更敏锐面向市场
理性、务实、精致、温暖、诗意……这是上海出版人眼中的自己光鲜靓丽的一面。但对于自身的不足，他们也并不避讳。
由于历史的缘故，上海出版始终有一种贵族气质在身上。但有些时候，这也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因为提到“贵族”，人们总会不自然地将其与“没落”二字联系在一起。
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看来，上海出版长期以来形成一种“精英意识”，使得他们擅长编一些精致的书，甚至难度很高的书。“精英意识”是上海的传统和优势，但与之相对应的，就是面向市场的能力还有所欠缺。
“上海出版的爆发力比起北京等一些地方还是要差一些，市场意识和宣传思维还有所欠缺，对于一些短平快的东西做得少。”周晴说。
“上海人在性格上有些‘孤芳自赏’，隐含着一种高傲。体现在出版上，注重传统，强调专业，但在闯劲干劲上或许不如人家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，上海出版人不如北京一些出版社、文化公司擅于造势，擅于吸引眼球。”唐晓云认为，在坚守的同时，上海出版也必须不断地创新，积极进取。
“强调文化传承当然没有错，但上海出版不能以文化的名义固步自封，反对商业化，或者说不去适应市场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人的话更为直接。
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德耀看来，如今出版市场已发生巨大变化，读者阅读习惯也在更迭，上海出版人最需要做的就是更加敏锐地面向市场。王德耀曾在上世纪末任原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的社长，如今阔别14年后又回到出版岗位，他有此感慨。
从行业管理者的角度，阚宁辉也谈到，如何把内容产品优势，转化成价值优势甚至产值优势，也是上海出版人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上海出版在产值和规模上的落后，虽然与宏观经济产业布局调整有关，与上海劳动力成本高昂有关，但如何把创意和内容真正转换成产值和财富，并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这一领域，也的的确确考验着上海出版人的智慧。毕竟，这里的动漫、网游产业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，甚至与出版关系更近的网络文学，也是在沪上生根、发芽并“一统天下”。
对于上海出版业的未来，阚宁辉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：“上海出版还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这样才跟上海这座城市的地位相匹配。”而办了十年的上海书展也好，刚满周岁的上海国际童书展也罢，虽然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，但也都只是刚刚起步。■
本文选自《出版人》杂志2014年第8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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